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实践及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大创新。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我们需要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和战略内涵的基础上，探索出在 “2035 年远景目标” 指引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一）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和适应新阶段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1.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持续加速，影响深刻且长远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技术创新呈现多点突破和群发性突破的态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核心；二是技术应用创新迭代加速，在诸多产业领域的应用趋于成熟，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驱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全面跃升；三是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相并列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四是科技革命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趋势已经确立，并加快重构现代产业体系。

2. 全球技术与产业竞争更加激烈，国家之间经济实力角逐出现深刻调整

一是国家之间围绕关键技术、数据和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二是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退潮。三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并呈现“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成为研发和高端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二）从发展模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而探索的，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模式

1.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显著变化，发展目标更加多元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文化体验等多个方面，因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环境质量、法治建设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经济发展还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需求。从根本上解决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经济发展重心从追求高速度的量的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的质的提升；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既要着眼于提升效率，更要关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关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 数字经济助力跨越式发展，“四化”同步的“并联式”现代化模式优势凸显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先后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重要战略部署。从实践层面看，西方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阶段往往伴随着能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跨越式地走上绿色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

（三）从发展动力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以打造和强化数字经济新引擎为特征的现代化

1. 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展，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一方面，为做强做大数字经济，我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极，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全面深化数字技术应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动应用和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社会的数据种类和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数据不再仅仅是某种客观事实或信息的载体，而成为有价值的资源和资产，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成为一个国家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

2.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打造数字经济新动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驱动作用，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聚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推动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深入和广泛应用，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推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产业发展边界，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两业”深度融合和互动的发展趋势，既有助于服务业克服“鲍莫尔成本病”，也可以防止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而引致产业空心化。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内涵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核心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

一是要“为了人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体现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状态、数字素养水平、工作方式、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多个方面。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出现的灵活就业，可以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平台企业不断发挥数字化能力，在产教融合上大力投入，帮助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实现更好就业、更好发展。在线学习的发展使得更多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实现终身学习和全面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全民数字素养持续提高。

二是要“依靠人民”，把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广泛参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科技创新需要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群策群力、集体攻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网信领域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要争这口气，努力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三是发展成果人民共享。面对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的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采取有效措施，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所创造的财富不是为少数人、少数地区所有，而是由社会全体人民共享。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建设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社会。物质富裕程度决定着社会的整体福祉水平和基本发展能力，精神富裕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只是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和发展差距，更加强调以高质量、普惠性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来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首先，需要持续深化和普及数字技术应用，全面提升经济活动效率；着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开拓经济增长新引擎，不断扩大和丰富社会财富积累。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数字经济规范治理，避免技术应用造成新的“数字鸿沟”和“社会鸿沟”。最后，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过程是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发展成为网络强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化差距显著缩小，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

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大而不强、快而不优”问题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不强，数字技术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亟须深化，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质量有待提升；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将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整个战略过程中。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战略愿景是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2014 年在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深刻反映了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开放共享、齐谋发展的全球治理之道，直接关系着世界人民福祉。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积极拓展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在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持续强化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补齐自身存在的“短板”。另一方面，要将保障网络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有机统一。要不断提升自身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应对各种网络攻击和网络威胁，共同打击各种网络犯罪行为，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基础，以数字技术深化应用发展高质量的实体经济

一是在制造业领域，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绿色环保技术等的应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拓展生产和制造边界，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二是全面提升包括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技术、基础软件等在内的产业基础能力，大力提升底层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三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深化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管理中的应用。四是针对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产业链不完整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补链强链。五是加快建设和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水平，全面加强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

要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依托网络平台的规模效应和高效供需匹配的优势，大力增加数字化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数量，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依托网络平台加强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社会服务供需对接，提升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水平。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质量，深化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基层管理和农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采取有效措施缩小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加快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智能化改造和信息无障碍建设，大力发展新就业形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三）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府治理效能，构建与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系

一是要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我国已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需要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二是要坚持把数据赋能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动力。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求，研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三是要深化改革创新，以数字化和平台化思维建立健全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加快构建作为数字政府重要支撑的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推进政府业务重组和流程优化。

（四）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驱动力，构建新型数字经济创新体系

一是在集成电路、关键软件、人工智能、新型显示等重点领域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为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增加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二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体系，持续完善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转化的机制，畅通转化渠道，努力实现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和经济强。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对于那些面临国外打压和封杀的产品及其所在的产业链，既要增强自身产业在各产业链上的供给和配套能力，还要加大创新力度，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四是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对推进关键领域重大科技创新的制度保障作用。

（五）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智慧，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体系。要建立健全一套与国际数字经济发展规则相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二是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全球产业分工与协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要素有序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三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推动国家之间信息基础设施联通、促进数据和资本流动，构建起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四是积极参与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治理变革，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为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