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何在-上篇

引子：

2019年秋天，我有幸陪同领导参与了一个大型油田的数字化项目。事必躬亲的CTO来机场迎接我们，还在去酒店的路上，就抛给我们一个棘手的问题：数字化转型投入这么大，到底能带来什么收益？这个问题十分迫切，是因为他的领导，也就是企业的一把手，隔三岔五就会追问同样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概念起始于2012年，2015年开始在西方产业界形成热潮，2017年后逐渐在我国兴起。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化转型在我国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陡然加速，不少企业的一把手已经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但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相反，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且早在信息化的时代就已经开始，阶段性地困扰业界超过了30年。最初有索洛悖论，后有高登质疑，稍近还有《麦肯锡报告》。最新的例证更多，例如2021年底施耐德电气发布的中国制造企业调研显示，有60%的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过高而回报率偏低。2000年之后的新经济阶段，以及2020年之后的疫情阶段，都有人声称索洛悖论不攻自破，但个人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体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只会被阶段性地掩盖，而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这是总书记对“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重要指示的一个补白。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价值问题，可以说是数字化战略不跑偏的一个关键控制点。

什么是价值？

数字化转型投入巨大，需要产生效益。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商业模式价值重构的过程，包括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

那么，什么是价值呢？

1. 价值来源于需求

价值判断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以最近火热的“盲盒经济”为例，支持者认为盲盒经济有价值，因为“超想要”就是“真需要”，会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和利润；而反对者认为盲盒经济没有价值，因为“超想要”并不意味着“真需要”，很多时候不仅没有价值，反而会带来宝贵资源的浪费。

我在本文中的观点稍稍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大家还记得“一块碎玻璃，拉动GDP”的诡辩吗，这种谬论肯定是没有市场的；但仔细想想，盲盒经济不就是“打碎玻璃产生价值”的升级版吗，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盲盒经济并不需要主动去打碎原有的玻璃，就可以让大家去购买更多的、也许完全用不上的“玻璃”，从而产生了价值，并拉动GDP。

碎玻璃经济也好，盲盒经济也好，不管如何，至少都揭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观点：价值来源于需求。我们首先需要去创造需求，进而才能创造价值。

2. 价值主体是多元化的

一个正常人，当玻璃碎了，固然会有购买一块新玻璃的需求，并通过产业形成价值。但碎玻璃理论是荒唐的，因为一个正常人根本不会有主动去打碎玻璃的需求。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也有某些地方政府反复拆了又建的行为，堪称魔幻。

而一个正常人，在盲盒经济的刺激下，真的会有去购买也许永远用不上的“玻璃”的需求。这使得盲盒经济似乎更现实，更合理。

正本清源，价值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关系范畴，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对同一件事情是否具有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源于他们对价值主体的认定不同。如果价值主体是单个的人，那么盲盒经济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很好地满足了一个人的正常心理需求；如果价值主体是一群人，那么盲盒经济是否还具有价值，就比较难以判断了，因为制造“玻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需求和另一个人的需求从而呈现竞争性、负相关性。如果不同价值主体之间是同质化的需求，自由竞争、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是不同价值主体的异质化需求指向同一价值客体，市场化资源配置仍然是最有效的吗？只能说但愿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提出成本病理论，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一致的。通过盲盒经济购买产品，与传统需求下购买同一种产品，就是指向同一价值客体的两种异质化需求。在“一切皆可盲盒”的狂热口号下，市场虽然是健康、公平、自由、有效的，但社会将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成本病”。

3. 价值的货币化依赖稀缺性

需求产生价值，但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能转化为货币价值。人需要呼吸空气，需要阳光，但这些雨露均沾的东西不必通过市场来获得。因此，企业效益一方面来源于客户和消费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自身独特、稀缺的资源和能力。

市场经济诞生于资源要素私有化的社会基础。私有制突出了稀缺性，并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获取了最大化的价值。在一些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系里，也较好地继承了这一特点，强调资源和能力的稀缺性，强调价值创造的需求导向。并且，在看得见的未来，市场仍是资源要素配置最有效的手段。

遇到的问题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体系里，核心价值是少数私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价值主体是多元的，价值是异质化、多层次的。那么什么样形态的市场，才能在避开社会成本病的同时，让更多类型的价值得到货币化的表达？

碳排放市场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生产型企业都有往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需要。二氧化碳是无毒无味的，在过去，这不受任何限制，没有稀缺性，也不会成为价值。而在保护地球生态的群体性价值诉求下，碳额出现，并改变了游戏规则，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形成了新的市场。旨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新型价值也得以货币化。

从需求出发，数字化转型面临价值体系的重构

一般地，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三大类价值，一是提质降本增效，二是市场和服务延伸，三是数字化的新业务。一点也没错，但总让人有一种隐隐不对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只有回到价值的需求本质，一切才能昭然若揭。

1. 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价值困境

我国绝大多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关于全球产能过剩并没有官方的数据，甚至连一个如何定义和测量产能过剩的共识都没有。但是，来自咨询公司、产业贸易协会以及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都一致认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已困扰几乎所有的全球竞争性产业至少二十年之久了。《商业周刊》提到：“到处都是供给超过需求，造成价格下降、利润受损和裁员增加。”前通用电气董事长韦尔奇认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华尔街日报》称：“从羊绒衫到牛仔裤，从银饰到铝罐，世界处于过剩之中。”《经济学家》担心，“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并认为目前全球销量和产能之间的鸿沟是“自1930年代以来之最”。钢铁的过剩产能接近20%，汽车的过剩产能达到30%，而与近期在半导体和通讯行业出现的闲置产能相比，上述数字还算小的。

所谓需求不足也许只是现象，深处的本质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一定不会发愁市场需求不足。从这一点出发，“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就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动力，包括提质降本增效，包括市场和服务延伸，也包括提供数字化的新业务；数字化转型，因而也成为了我国供给侧改革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内容和手段。

但数字化转型只是手段，而不是需求本身。提质降本增效也好，市场和服务延伸也好，在当前的价值困境下只是推动消费者需求从1向n的升级，而不是从0到1的新增。在需求不足、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创造的新价值也将几乎全部让渡给终端消费者，而无法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是此种价值困境下的常态。

数字化新业务虽然是一个全新的需求，但也并不意味着市场总量的增加。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开发出来的数字化新业务绝大多数都是B2B模式的生产型服务，即通过数据和数字技术帮助其他的企业提质、降本、增效、拓展市场、延伸服务。价值来源于需求，是在需求的链条中传递的。在终端消费者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市场总量相对固定，新的生产型服务市场只是对过往存量传统市场的替代。

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内卷”，根源也在于此。工作越来越细致，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优秀，运营和管理水平越来越高，但始终无法体现为价值产出。

但数字化转型绝不是内卷（Involution），而是变革（Revolution）。数字化转型价值巨大，只是在当前的价值体系下难以体现为财务报表里的货币价值。不要只盯着短期投资回报率看了，数字化转型压根就是生存之战，在未来，没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2. “一带一路”推动的再全球化，是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寻求增量市场需求的重要机遇

我国早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2022年开始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少子化”“低欲望社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压轴难题。答得不好，是送命题。

另一方面，全球主要市场的相对饱和，也在近些年里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一些发达国家，在充分攫取了其他市场的利润之后，转向开始保护自己的存量蛋糕。但发达国家不是全部，放眼国际市场，增量需求还是存在的，主要位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市场中。包括我国的穷困偏远地区在内，世界上有82%的人口生活在平均收入低于每天2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同样充满了向往。谁能保证今天的边缘市场，不是明天的重要市场呢？

毫无疑问，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支持这么多人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消费，也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社会繁荣和发展。数字化转型所具备的提质降本增效、市场和服务延伸、数字化新业务三大价值，是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开发潜在增量需求市场的必备要点。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中坚支柱。积极响应国家数字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践行国企使命担当的最好体现。

当然，数字化转型和“一带一路”的结合，不能与当年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扩张的结合相提并论。依靠领先技术在海外获取远高于正常水平的超额利润的年代，属于特定的文明形态，将不再重现。“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的精神指引。

3. 元宇宙重构消费者需求和经济模式，或是数字化转型开发增量价值的战略高地

元宇宙近来大热。但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业界说法繁多，很多人把元宇宙所依赖的三大技术（AR、数字孪生和区块链）下所派生的大多数应用，都囊括进这一概念里了，比如工业数字孪生、虚拟会议、AR仿真演练、AR模拟培训等等，都叫做元宇宙应用。

个人认为，元宇宙作为下一代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元宇宙里并没有什么全新的技术。元宇宙是综合运用多种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里最为可贵的是，元宇宙找到了一个巨量的价值增量空间，是在当前全球物质生产能力远远超出有效需求、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在精神层面发掘更多消费者需求的一个革命式创新。

这些增量价值来源于两个地方，一是消费者在虚拟空间里消费数字服务，购买、占有并运营数字资产，获得数字收益。二是数字的东西可以映射回到现实生活中，并推动物质生产的价值增值——消费者愿意付出溢价，愿意为那些称心如意的、与自身人格精神完全匹配的商品，付出更高的订购价格。由此，以质优价低为特点的、困扰全球二三十年的价值困境将被突破。

从元宇宙是经济模式这一观点出发，个人认为，工业互联网（2C部分）、数字旅游、数字城市什么的，并不是元宇宙的一部分，而只是能够被元宇宙增量需求价值所牵引的，虚实结合的桥梁。而工业互联网（2B部分）、虚拟会议、AR仿真演练、AR模拟培训之类的想要跟元宇宙连接则存在需求和商业模式匹配上的较大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是普通的数字化效率工具罢了。

对于元宇宙所能发掘的两类增量价值，虚拟资产是其存在的基础，而实体经济的价值增值更为宝贵。对于盲目热炒NFT、炒数字藏品形成的虚假增量繁荣，按照之前对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分析，一定会造成某种形式的社会成本病。毕竟，数字世界不是从虚空中诞生的，虚拟经济并非零成本，电力资源、数字人才两个方面的损耗将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