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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1-11来源：我幻化成雨浏览数：1742次
2021年12月29日，华为在智能体2021峰会上正式发布《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方法（2021）》。该白皮书由华为公司牵头，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天津智慧城市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发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用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对于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最终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阶段性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方法（2021）》遵循《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GB/T36333-2018）要求，通过国家政策解析，行业发展洞察，梳理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省市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等工作，依托华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和国内200+智慧城市实践经验，融合全球战略咨询、管理咨询、区域经济咨询等经典理论，在《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咨询方法论白皮书》和《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将“BTE理论模型”延展为一套实施方法论（“1架构2转变3领域4体系5要素”），创新提出一套全要素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方法论（“三阶八步”）。该方法论从城市战略解码、到架构与运营体系设计、再到实施路径规划，明确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概念、顶层规划过程以及各环节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各城市开展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提供方法参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发展阶段，城市迫切需要以数字化转型的方式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整体变革，更好适应国际国内新竞争环境的需要，打造面向未来的城市核心竞争力。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城市（业务驱动）+数字化（技术支撑）+转型（体制机制变革）”三维因素的相互叠加与协同，其本质是“以业务价值提升为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为手段，以体制机制优化为保障，最终提升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新范式，是经济社会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选择，具有清晰的演进路线和必然的发展趋势。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是在2020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涵盖了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等各个领域。
然而探究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源起，却可以追溯到更早期。
转型的本质是改革，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是业务变革，早在2013年，我国就已经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并将经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全面深化改革的正式启动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奠定了业务和机制基础。
“十二五”末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浪潮的持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驶入了“快车道”，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全国各地启动了“放管服”改革。
2015年至2018年间，各地积极探索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改革，浙江“最多跑一次”、广东“数字政府1.0”、上海“一网通办”、江苏“不见面审批”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开启了全国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到“十三五”末期，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政务服务水平大幅上升。
根据《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从2016年的全球第63位提升至2020年的第45位，取得历史新高，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也通过本轮改革整体进入国内第一梯队。
“十三五”期间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了60%，城市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带来了较为显著的大城市病。
与此同时，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给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提升了全民的数字化认知，成为加速城市治理领域数字化的催化剂。
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利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积累的丰富经验，积极探索城市治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于2020年初在全国率先提出“一网统管”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又于同年11月提出要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将政务服务与城市治理领域的局部转型扩展到城市运行的方方面面。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先后提出“数字化改革”和“数字政府2.0升级”战略，为城市数字化转型谋篇布局。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发达省市的创新探索也进一步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上升成为国家战略。2021年3月，“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正式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截至目前，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十四五”规划中，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一网统管”或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标志着全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格局正式开启。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以数字中国建设为愿景，以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为目标，强调数字生态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支撑环境，秉承发展与规范管理相统一原则，构建数字规则体系和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为全面建设数字中国拉开了序幕。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三大理念，坚持“应用为要、管用为王”“观、管、防”一体化推进策略。体制创新方面，在市、区、街镇三个层级构建实体化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统筹辖区内城运事务，充分发挥数据赋能、系统支撑、信息调度、趋势研判、综合指挥、应急处置等职能。机制创新方面，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构建“三级平台、五级应用”架构，加强条块业务系统的深度融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互联互通的矩阵结构。技术创新方面，形成“治理要素一张图、互联互通一张网、数据汇集一个湖、城市大脑一朵云、系统开发一平台、移动应用一门户”的技术支撑体系， 坚持科技赋能，营造“观全面、管到位、防见效”的智能应用生态。
浙江省发布《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全面启动浙江数字化改革。方案规划构建“1+5+2”工作体系，搭建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经验辐射和带动效 应，将数字化思想和方法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和撬动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在改革范式上，突出流程和范式上的改革，强调制度和机制的适配，注重重大集成创新的硬核改革；通过构建任务、目标、问题、责任“四张清单”和学习、工作、创新、整改、问题“五张报表”，对标对表，打造改革“小窗口”。在方法路径上，明确提出“V 字模型” 方法论，将“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贯穿到数字化改革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在组织保障上，由深改委出台数字化改革文件，一把手书记挂帅、高位推进，省委省政府各职能部门组建专班、协同推进，建立改革破题“悬赏制”，将数字化改革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
广东省不断探索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一是注重组织机制创新，组建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作为建设管理部门，构建“管运分离、政企合作”的建设运营新模式，改革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印发全国首份《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二是强调软环境打造，推动“全省一盘棋”的整体化和集约化建设，打造“粤省事”、“粤商通”、“粤政易”等“粤系列”移动应用和“广东政务服务网”等政务服务品牌。三是关注技术保障，构建“省市一体化”技术架构，打造“全省一片云”、“全省一张网”，推进统一的公共支撑平台建设。
2021年4月，华为公司联合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了国内第一份《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初次提出面向城市数字化转型的“BTE理论模型”，确定了业务、技术、环境三位融合的转型策略，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引。
BTE三维模型“BTE三维模型”，是“业务-技术-环境”三位一体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模型。
在此基础上，为指导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实施，华为公司对“BTE”理论模型进一步延展，形成了“12345”城市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法论（即“1架构2转变3领域4体系5要素”）。其中：
“12345”城市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法论如下图所示：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为科学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需要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通过顶层规划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设计。
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结合数字化转型方法论和典型实践，为城市相关领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通过“三阶八步”的实施路径，即从“需求和战略”到“架构与体系”再到“实施与保障”依次递进的三大阶段，以及相匹配的八个步骤：①战略愿景规划->②业务规划->③核心架构规划->④数字经济规划->⑤数据治理规划->⑥运营体系规划->⑦支撑体系规划->⑧实施路径规划，规划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和目标，设计城市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方向、架构及实施路径，特别强调支撑体系的有效规划，从而保障城市数字化转型业务的成功与持续。
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方法如下图所示，整个规划的各个阶段和步骤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组合，其细化程度也可根据城市特点进行匹配。
需求分析和战略解码从城市战略入手，针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所处的现状和存在的短板等，设计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图、愿景和使命、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等，明确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路标。
战略愿景规划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总体业务、核心架构、数字经济、数据治理、运营体系、支撑体系及实施路径规划等提供方向性的引领。围绕城市发展战略、资源禀赋、政策环境、数字化基础、优秀实践、组织架构等开展调研、评估和分析，结合城市定位规划数字化转型发展愿景和发展战略。
针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现状及需求开展调研，结合国家、先进城市及行业领域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相关政策要求和发展趋势，挖掘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和难点，梳理出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主体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建设需求。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支撑平台、业务应用场景、组织管理机制、建设运营模式等层面的建设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全面把握本地区数字化转型所具备的现实条件、短板和未来需求，为下阶段本地区城市数字化转型方向、路径及重点工程提供有效输入。
城市数字化转型调研要素如下图所示：
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解码以城市宏观发展战略、数字化纲要性文件为支撑，结合本地区城市数字化转型需求及重点解决的问题，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基础条件，确定本地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则，并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主要建设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开展战略解码，提出本地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通过层层分解和可衡量分析，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可理解、可执行、可管理的战略举措和重点工作，制定适合本地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战略、总体框架与实施路标，实现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语言、统一行动的全局规划。
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解码框架参考如下图所示：
架构规划与体系设计是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的核心。按照“战略→业务→数据→应用→技术”的规划路径，以业务驱动为牵引，以场景塑造为核心，统筹设计支撑业务成功的总体业务架构和核心业务架构，支撑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定位与核心业务数据治理需求，面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机制+运营+产业”等软环境开展配套设计，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性”。
业务规划根据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中的战略举措，以及城市各业务部门的转型需求，识别并规划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业务场景。
从战略举措入手，解析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顶层业务价值，从上至下按照“城市功能→业务职能→业务场景”进行分层解析，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举措和业务痛点，依据现有业务模型识别变革业务和非变革业务，匹配出承接战略指标的业务绩效指标。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顶层业务包括变革业务和非变革业务，顶层业务及其流程构成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总体业务架构。
数字化转型业务识别流程如下图所示：
依据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的业务需求，基于“W”模型分析业务提供方、业务服务对象、业务服务渠道等多方面因素，从业务能力视角对顶层业务进行解析形成顶层业务能力框架，从业务流程视角进行解析形成顶层业务流程框架，并确定业务能力、业务流程、数据主题、应用架构的管理责任映射关系。
数字化转型业务4A架构W设计模型如下图所示：
根据城市数字化转型业务需要，按照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三大领域，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维度，进一步细化各领域的总体业务架构设计，对各类需要开展组织或流程优化的核心业务场景进行能力解析，指导各类核心业务的数字化建设。
依据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的业务需求，分析业务提供方（责任方）、业务服务对象、业务服务渠道等多方面因素，梳理、解析业务能力，构建形成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业务的业务能力架构和业务流程架构。
数字化转型核心业务能力解析表如下图所示：
架构规划按照城市数字化转型业务架构设计“W模型”，以“业务->数据->应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体系”为路径，设计支撑核心业务成功的IT架构。
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业务架构，在分析数据资源、相关角色、IT支撑平台和工具、政策法规和监督机制等数据共享交换现状和需求，识别出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业务中所依赖的数据、数据管理主体、数据提供方、数据需求方等，规划城市数据模型、数据分布和数据服务，建立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信息架构。
信息架构参考如下图所示：
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业务架构及信息架构，设计城市应用架构。一方面，根据“W模型”设计应用域、应用组、应用系统，识别现有应用系统的匹配性，确认需要新建的应用系统；另一方面，根据业务信息架构的数据模型，规划应用系统功能模块，将相关功能模块组合成应用系统。分析应用域、应用组、应用系统、应用功能模块间的包含与对应关系，充分考虑“前台/中台/后台”解耦的集成设计，形成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应用架构。
以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为例，其应用架构如下图所示：
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业务架构、数据架构和应用架构设计，通过分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对交互型终端、连接型、中枢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规划设计，并识别可利用的城市级公共基础设施，依据“集约建设、资源共享、适度超前”的原则，以低碳和节能为重点方向，设计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架构。
基础设施架构参考如下图所示：
据信息安全相关标准规范，结合国家政策文件中有关网络和信息安全治理要求，基于城市级整体安全架构，从规则、技术、管理等维度进行安全体系的规划设计，形成城市数字化转型安全架构。
在安全策略体系、安全技术体系、组织管理体系等方面确定业务匹配特性，并对专有需求进行设计，形成业务层面的安全架构。
安全体系参考如下图所示：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依据本地区政策环境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明确数字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发展策略，策划重点产业落地项目和产业政策，制定数字产业化的规划及实施方案、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划方案，同时推动数字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治理、数字合作拓展及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数字产业化规划是对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规划设计，主要针对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引导城市数字化产业加快发展。
数字产业化规划采用“5步法”：
一是把握趋势，从产业发展趋势和区域发展现状分析，明确当前产业问题和未来发展机遇。
二是确定目标，根据全球、区域或周边城市产业转移、区域政策和本地产业特征等，分析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优劣势，确定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目标定位。
三是提出策略，针对城市产业现状和发展条件，提出产业发展的推进策略，确定为达到既定的产业发展目标所应采取的发展策略和产业政策。
四是项目策划，从行政区属角度，对落地产业项目进行策划。
五是明确计划和路径，推动产业发展按照目标落实。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部分，也是数字经济的主导部分，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已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行业共识。产业数字化规划总体思路是以产业互联网为主要发展方向，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培育壮大数字化效率提升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划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12345”，即制定1个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完善组织机制与提升数字化素养2项保障机制，实施技术平台赋能、产业资本助力和创新载体支撑3项产业链优化的关键行动，加速转型标杆企业产品、生产、服务和决策数字化4方面的业务转变，强化网络、云、数据、智能和安全5项基础支撑，夯实产业数字化转型基础，最后形成“点、线、面、体、基五位一体，融合发展，持续优化”的产业数字化发展生态体系。
数字科技创新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前提，推进自主创新是数字科技创新的核心重点。一方面，推进数字科技创新规划需要构建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体制，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突破数学、通信、计算等领域的基础性难题，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中关键环节的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科技创新规划离不开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通过大力推进技术开源、知识共享和商业创新等，解决新兴技术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普及等应用难题，实现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贯通协同的开放型创新生态的构建。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推进数字经济治理规划：
第一，梳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主管部门与监管机构的职责，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数字经济的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和投资的全过程。
第二，通过健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公平竞争监管等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的监管，确保数字经济规范发展。
第三，针对平台性企业，在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基础上，强化平台监管的同时推进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并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第四，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推进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形成并不断完善多方的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
数字合作是繁荣数字经济的必要手段。推进数字合作拓展规划，首先，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夯实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其次，在设施互通的基础上，推进技术标准互信互认，畅通数据汇聚，实现数据开发利用与业务的协同。再次，强化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贸易过程中各环节的融合渗透，同时深化贸易对象的数字化，大力推进数据和以数据形式存在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实现区域的互惠互利。最后，通过技术交流、产业协作、政策联动和治理协同，打造平等、互利、包容的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合作新空间。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具有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双重属性，数据要素市场化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要素市场化规划要结合本地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市场化管理配置机制、研发开发体系、规范管理体系、监测和评价体系、交易公共平台和运营机制等方面考虑，提升数据要素的配置与利用效率，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城市数据要素交易公共平台，支撑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交易活动，制定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活动规范，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数据治理及交易活动进行监测和评价。
数据治理体系规划的目标是实现整个城市数据的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运营，包括数据治理政策、数据架构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组织流程管理和数据治理IT平台，如下图所示：
数据治理政策明确数据治理方向、责任和原则，确保数据治理环境的有效构建，规范人和系统在数据产生、使用等方面的管理行为，是在统一数据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保证数据安全、实现数据价值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程，是做好数据管理工作的依据。
主要包括数据管理总纲、主题政策和运作机制三部分内容。其中：
数据管理总纲政策包括数据战略发布、数据管理基本原则、信息架构、数据产生、数据应用、数据问责与奖惩。
主题政策包括数据架构管理、数据源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隐私管理等政策。
运作机制政策主要指数据管控运营政策。
数据架构管理实现对城市数据资产目录、数据标准、数据模型及数据分布的管理。数据资产目录是在城市整体业务数据的基础上，对城市价值数据、高频数据进行梳理，形成基础库、主题库、专题库等，依次建立城市数据共享目录、城市数据开放目录、城市数据交易目录，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流程和制度。数据标准体系结合国家、行业对各类业务数据的要求、规范及标准指导城市级数据的建设，保障数据在应用过程中的一致性,保证数据标准的先进性、前瞻性和技术层面的可执行性，满足数据应用发展需要。
数据质量管理明确各角色职责，解决数据质量问题，达成数据质量目标。数据质量责任体系明确主要数据源的责任主体，包括数据拥有者、领域数据拥有者、数据管家、领域数据管家等。数据质量管理过程要提前规划数据质量测评，以提升数据质量为目标对测评结果进行问题分析，确保数据问题闭环。
明确数据相关管理机构和组织职责，从数据架构、数据质量、数据集成、数据应用等方面确定数据管理流程及管理内容，建立战略层面（城市数据责任人、数据治理委员会）、专业层面（数据架构专家组、数据管家）、执行层面（各业务流程和组织优化项目、数据攻关团队）的管控机制。
为有效支撑城市数据治理的总体架构，需构建城市数据治理平台，可参考从“四层”（即基础层、数据层、支撑层、应用层）和“两支撑”（即安全管理、数据标准）的维度进行设计，并通过各平台对接联动与统一治理，实现对城市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其中：
基础层主要指大数据云服务中心，为城市级各类数据提供承载基础。
数据层包括大数据采集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大数据质量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安全管理平台。
支撑和应用层对外提供大数据分析、政务决策、数据开放、公共服务能力、大数据交易等大数据服务支撑能力，满足面向政府决策、业务部门管理、公众 / 企业服务等多方面的大数据应用需求。
运营体系规划按照城市数字化运营服务架构进行设计，包括运营管理体系、运营服务体系、数字化运营支撑平台等，实现数字化转型整体方案的可视、可管、可持续演进和价值最大化，达成业务价值和业务目标，保障数字化转型业务的有序开展。
运营服务架构参考如下图所示：
运营管理体系通过构建高效的运营组织、流程与标准，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有机的协同运作机制，支撑运营工作的有序、高效执行。从运营目标、价值KPI体系、运营组织、流程、规范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现状和未来预期之间的差距，针对性定义价 值KPI体系，设计数字化转型业务运营的组织、流程与规范。
运营服务体系包含业务、应用、数据、IT资产和数字平台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业务运营服务通过业务流程分析、度量指标定义、指标可视与监控、问题分析与改进四个关键动作，实现业务效率与结果的不断提升。
应用运营服务规划将应用相关运行数据纳入到数字化运营支撑平台中，实现应用系统的“线上”可持续运营。
数据运营服务规划包括数据运营体系规划服务、数据底座运营服务、数据分析挖掘服务，助力客户实现制度明、底数清、数据价值可变现。
IT 资产运营服务规划包括云服务资产运营和 IT 硬件资产运营服务规划，使能 IT 资产全生命周期的可视、可管、可控，实现 IT 资产的高效运转。
数字平台运营规划通过构建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能力，支撑数字化解决方案落地，实现业务敏捷创新、应用快速上线。
运营支撑平台面向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人员，为业务、应用、数据及平台运营服务提供数字化支撑工具，通过业务和数据双轮驱动、运营场景和平台解耦，实现运营目标与状态的“可视、可管、可控”，提升运营效率和体验。
数字化转型是制度和机制的适配，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看，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体制机制供给，需要政府组织在发展进程中将技术与制度深度融合，以数据为要素、技术为载体，更新组织决策方式，通过“数据业务化”实现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和内部沟通方式的全面重构。
在组织机制方面，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变革，围绕业务价值体系优化、创新和重构，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引领、主动求变、务求实效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基于业务价值目标导向，从组织架构、推动策略和运营机制出发，建立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变革流程相匹配的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设计数据驱动的组织结构智能职责动态优化机制，提升组织结构与新型能力之间的适宜性和匹配度，推动管理模式持续变革，提升组织管理机制规划的可行性、可靠性与可持续性。
在管理机制方面，设计与新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工作模式。一是管理方式创新，包括推动职能驱动的科层制管理向流程驱动的矩阵式管理、数据驱动的网络型管理、智能驱动的价值生态共生管理等管理方式转变；二是工作模式创新，支持基于移动化、社交化、知识化的数字平台履行城市运行建设、实施和管理职责，以价值创造结果和贡献为导向，激励城市运行建设、实施和管理参与方开展自我管理、自主学习和价值实现。
城市数字化转型投融资和商业模式设计的目的是在财政收支矛盾、赤字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一方面，满足政府治理和政府服务的公益项目的建设需求；另一方面，用市场经济逻辑引入社会资本弥补财政资金不足，从而保障项目可持续创造价值。城市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规划要基于客户商业模式设计需求的初衷、参考当地的产业特点和区位优势等方面，重点要从“谁是主体（主体设计）”、“钱从哪儿来（投融资模式）”、“如何商业闭环（价值流设计）”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主体设计要根据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周期、资金来源及缺口、能力补充、资产归属、数据安全、流程法规、建设效率等因素综合考虑，判断项目的建设运营是否要引入社会资本成立项目法人。针对项目建设规模大、周期长、资金或能力有明显缺口等情况，建议结合政府能力短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引入社会资本。首先根据需求明确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位和选择范围，其次设计相关方的建设管理运营边界和责权利，保障社会资本有效发挥其资金、市场、技术、生态等优势的政策规定，同时必须兼顾存储政府、公众数据的设备资产和数据资产本身的安全，并明确产权归属和安全监管责任等。针对规模小、资金充沛、急用先行等情况，快速响应建设需求和及时提升公众体验是关键，但引入社会资本必须的谈判、招采、协议等流程有较大的不可控性，不建议引入社会资本。有效引入权益性融资或债务性融资是投融资模式设计的关键。在公益、半公益项目中政府提供有效的特许经营权、可持续的政府补贴、政府付费、税收减免、收入分成等回报机制是吸引权益性投资的有效手段。权益性融资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PPP 模式、ABO 模式、BOT 模式、公募 Reits 等。债务性融资重点在于信用评级、还款来源和增信，比较常见的方式有政策性银行贷款、发债、银团等。商业闭环设计要结合项目建设和授权的内容，分析当地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市场特点、行业趋势、人口结构等要因素，从市场化角度识别和设计能够创造商业价值并持续经营的价值流，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内的数据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广告载体平台等。设计步骤包括在授权范围内细分客户分析需求、多方调研并参考已落地的数字化盈利场景、测算规模、分析发展趋势、结合市场环境设计报价范围和交易模式以及盈利模式等。目前市场上落地效果较好、可以参考的模式：算力供给、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数据服务、智慧停车、智慧供暖、智慧灯杆、智慧养殖、智慧冷链等。
标准体系规划在遵循现有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基础上，从业务领域、组织机制和法律法规等软环境领域、技术领域等维度，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总体基础性标准、支撑技术与平台标准、基础设施标准、建设与宜居标准、管理与服务标准、产业与经济标准、安全与保障标准等开展系统化梳理，筛选和确定可以直接引用的标准规范，开展本地区数字化转型需要和匹配的标准体系规划与设计工作。
开展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重点工程的实施落地与长效运营，满足城市业务运行需要，符合数字化技术发展规律，保障转型体制机制的可持续，实现转型价值，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围绕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按照可操作、可落实、可考核的要求，细化实施任务方案，落实责任，实现落地闭环管理。
从城市数字化转型目标出发，结合战略规划和架构设计的内容和要求，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三大领域，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提出明确的、可落地、可量化、可评估的工程目标，确定相应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模式、建设周期、资金估算、责任单位等。
根据实际需要对重点工程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化设计，支撑项目立项。重点工程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不限于项目概况、现状及需求分析、建设必要性、总体建设方案（包含业务架构、信息架构、应用架构、数字基础设施架构、安全架构、数据治理、运营等）、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包含组织、管理机制、商业模式、标准等）、项目实施计划、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效益和经济可行性评估、项目风险和管理措施等。
基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阶段目标、约束条件和资源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确保数字化转型目标达成。按照项目与业务的依赖程度、紧迫程度以及难易程度等，根据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区分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明确各阶段实施计划、目标、任务等。
从政策、资金、人才、文化与氛围等方面规划设计保障措施。
一是政策保障方面， 从业务、信息、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安全、商业模式等要素出发，结合本地发展特色， 提出适用于本地的法律法规、政策指导、行政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建议。
二是资金保障方面，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相关建设内容，提出保障建设资金及时拨付、吸引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来源的政策举措等方面的建议。
三是人才保障方面，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相关建设内容，设计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员培训与人才学院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建议，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四是文化与氛围保障方面，从城市转型组织的意识和技能提升、全员数字化应用的文化氛围培养等方面的需求出发，培养全民懂数据、全城用数据的数字文化氛围。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次“革命性重塑”，必将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总体性和全局性变革，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与结构的重大转变，引领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全面创新。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坚持业务和技术的双轮驱动，更要以体制机制优化作为保障和支撑。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蕴含着无限可能，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是城市全域改革与城市数字化建设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为城市级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建设实施与长效运营方法，为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城市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方法论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虽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实践论证。华为希望通过本方法为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过程中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充分发挥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作用，激发城市新动能，创造城市新价值。与此同时，也期望与志同道合的业界同仁一起切磋、联合创新，共同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构筑数字新世界，为“数字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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