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会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理论问题，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经济制度方面，数字经济能够节约经济成本、优化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市场范围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数字经济也会作用于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影响社会福祉。在经济运行方面，数字经济的技术特征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但数字经济所衍生的平台垄断会干扰市场秩序。在经济发展方面，数字经济对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对外开放都具有积极效应。数字经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全新挑战，数字经济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以及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制度设计将是理论焦点问题。

关键词：数字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是深化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动力，切实发展数字经济并推动其与实体经济融合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使得数据存储、计算和传输成本快速下降，导致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趋势逐渐加速，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在特定领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了相应的市场摩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自1996年泰普斯科特（Tapscott）的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危险》出版以来，[2]数字经济逐渐受到了决策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深刻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3]。达尔曼（Dahlman）等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经济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加大其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4]；然而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国家也会诱发“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经济需要更加谨慎以规避双刃剑效应。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成熟，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有效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5]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呈快速攀升态势，其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有时代性，不仅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涵盖技术经济的时代性。[6]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必然会产生具有颠覆性的经济理论问题，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不断创新的挑战。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性技术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能够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市场信息能够在经济主体间充分传递，并能迅速得到市场反馈，是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然而市场信息可能并不充分，并且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摩擦和成本，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出现却能缓解这一矛盾，在理论层面源于能够减少5种经济成本：搜索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跟踪成本和验证成本。[7]数字环境中的搜索成本较低，能够更高效地拓展潜在的搜索范围和质量，优化了供需匹配度。数字商品能够以零成本复制，借助非竞争性提升消费者剩余。此外，数字商品和信息的运输成本几乎为零，数字技术使得追踪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容易，数字经济中任何一个人、公司或组织的声誉和可信度更易于验证，从而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增进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杨帆和刘红霞使用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费用，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强化创新能力。[8]数字经济可以优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为：一是，数字技术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度，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张鹏认为消费者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局部资源配置低效与全局性资源配置潜在高效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借助技术创新来不断优化整体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9]二是，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在交换环节能够显著缩短流通时间、扩大流通范围、加速资本循环和积累。[10]三是，数字平台的统一调配使共享经济成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间等共享经济的产物，能够显著提升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11]四是，借助大数据模型和算法经济能够精准预测市场需求的动态趋势和变动规律，提升即时交易的履约效率。[12]此外相较于传统经济，数字经济能够扩大市场范围。数字经济会改变交换和消费的内容与方式。数字经济时代，交换的主要产品是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化数字产品和服务，出现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特点，导致交换双方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交换。换言之，数字信息产品交换的市场是无形的、不固定的虚拟市场。虚拟市场中卖方只是向买方供给，而并非让渡数字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卖方在获得买方支付的交换价值后，仍保留着该产品的使用价值。由于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够零/低成本复制，卖方仍然享有该产品的使用价值。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具有非独占性，即不同的消费者可以同时使用该产品而相互不受影响[13]。此外，数字经济通过催生和加速绿色消费与智能消费、改进教育和医疗消费质量,在扩大市场范围的同时也能贯彻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数字经济不仅有助于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市场范围，而且在市场失灵时能够改进政府干预的效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往往存在市场失灵，数字技术则能够帮助政府获取公共服务需求的时空布局信息，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新冠疫情期间，大数据被深度应用于疫情的监测分析、医疗资源配置和人员管控等方面，有效地提升了政府防控疫情的效率。[14]

（二）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作为一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结构直接决定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其内涵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前提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有机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具有虚拟性和非竞争性的数据已成为新生产要素，并能够借助边际报酬递增、正外部性和衍生性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从数字化趋势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占有数字化生产要素越多，在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数字行业的专业门槛高、规模经济等特点，使数字经济在为数字创新者带来了财富的同时，智能化生产替代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16]并且区域、城乡和行业间存在数字鸿沟，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劳动技能和技术的匹配关系影响就业作用于分配结构，简单劳动力逐渐被智能化和自动化机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劳动力也无法调整技能，获取新工作岗位的难度较大。但在长期数字经济却会创造新任务而间接增加了对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熟练技工等高端人力资本的需求，其报酬远高于简单劳动力的工资。[17]此外，通过数字连通、数据共享、产业数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实现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则。[18]数据参与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尤其是数据权属界定、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安全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与交易流通机制等方面。[19]

（三）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影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兼顾增长的效率与公平。谢康等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视角研究指出，数字经济通过资本深化和知识深化，在短期就会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非国有化的因素，两化融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则是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作用相互叠加且当期与滞后效应共存。数字技术会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解决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则要依赖技术替代规则、非抑制技术进步的能力提升规则、动态调整的分层分类规则等三种抵消性规则。[20]此外，数字经济通过经济活动、经济主体权利和制度安排作用于城乡结构转换，进而产生收入双重分配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土地、劳动、资本的重新组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21]更为关键的是，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兼具普惠性和创新性的特征，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张勋等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22]共同富裕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谢绚丽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也均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3]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也体现在促进创业方面，数字金融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业的作用。并且，数字金融能够帮助改善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提升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也具有异质性,其更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也会造成影响。戚聿东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推动工资和劳动保护进一步提升；也能促进就业环境持续改善、就业能力不断增强，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造条件。同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带动了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质量提升,在互联网和电信业、软件业、电商零售业、科学技术业行业表现尤为明显。[24]

2数字经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超级明星效应以及蒲公英效应等显著特征，[25]对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优化市场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数字经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在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和功能属性的作用下，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各种生产组织的商品生产效率、商品周转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随之提高，传统劳动、知识劳动和新纳入的社会劳动也得到了重组。[26]新知识的引入，在实践层面体现为经过数据的智能化改造，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协作模式较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机器体系摧毁了传统生产车间的内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线的生产组织方式，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虚拟车间”主导新的劳动组织方式，使得大规模多样化生产成为可能。[27]基于此，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升。在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数字经济会作用于经济系统中的技术、组织和制度,这种作用机制是以技术对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形成全新生产组织方式来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互动行为、提升微观层面的生产效率。布林约尔松（Brynjolfsson）等使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上，数据驱动的实际效果比将信息通讯技术应用于其他方面高出5个百分点，并且对公司的财务绩效、资本表现等均产生了积极作用。[28]然而作为一种复杂性创新，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影响不仅有技术外溢还存在技术冲击。许恒等使用非对称竞争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进入市场的初期,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然而在数字经济颠覆性创新的冲击下,传统企业可能尚未完成转型就已被挤出市场,数字经济类企业获得市场支配甚至垄断地位,加之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和零边际成本的特性使得潜在进入者无法突破行业门槛,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29]因此，数字经济会促使企业层面的技术创业、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变革，但不可避免存在短期盈利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冲突。张新民和陈德球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为例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注重短期以免费的形式保持消费者的粘性，忽视了长期保持资产配置与产品市场和盈利模式之间的匹配性，弱化了技术创新为产品服务和为实体服务的重视。[30]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31] 法布迪（Farboodi）和维德坎普（Veldkamp）构建了一个企业积累数据而非资本的增长模型，模型包含三个典型特征：数据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数据是用于预测的信息、数据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32]他们用数字经济的增长模型解释数据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如应用程序）免费赠送、大量新进入者无利可图的原因以及经济体中一些最大的公司主要从销售数据中获利的渠道。法布迪（Farboodi）和维德坎普（Veldkamp）设计的经济增长动力虽然不同于传统的增长模式，但从长期来看其回报率仍在下降。因此与资本积累一样，积累预测数据本身也无法维持长期增长，实现内生增长则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激发和加速企业创新产出。在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具有高技术性和平台性特征，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具有融合性和协同性特征，数字经济的零复制成本决定了其会释放空间外溢效应。[33]杨慧梅和江璐研究认为，一方面数字化人才需求引致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拓展了产业链分工边界、加速产业转型和技术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4]并且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突出。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作为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创造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还具有一种类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长模式。[35]

（二）数字经济影响传统市场秩序

数字技术引发更低的搜寻成本，进而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其离散程度，这会作用于产品的种类和媒体的可用性，并改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匹配程度最终驱动平台的业务快速增长以及平台企业的迅速崛起。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垄断问题以及相关的市场秩序监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傅瑜等发现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消费者面对同质化产品、多元化厂商将关注单个厂商,导致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并且零运输成本使消费行为集中于特定互联网平台。[36]这既能实现规模经济,又有利于专业化生产,让市场足以容纳多个厂商，形成单寡头平台厂商与多个厂商共生的网络生态,平台寡头建设网络生态体系并具有市场势力,竞争性厂商服务消费者多元化需求。自由进出、快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零边际成本的定价模式导致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竞争,垄断在竞争中产生,又在竞争中被打破,循环往复推动产业高速发展。苏治等进一步揭示了“分层式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特征，即中小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进入退出的高度流动性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垄断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并存。[37]垄断集中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主营业务中,竞争则由中小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与衍生业务主导,且不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平台是促成其他参与者之间交流的中介机构，数字化导致了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的盛行。谢富胜等研究认为平台组织在功能上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便利信息传递和交流、为整体平台经济的运行提供软硬件服务和技术支撑，进而平台经济中组织间呈动态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38]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之间具有支配-依赖的竞争关系，大小平台则处于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和竞争中，而大平台间基于平台系统的创新竞争而表现出持续的垄断竞争格局。平台经济的内在垄断倾向无法杜绝，在短期能够修复资本积累的平衡性，但在长期仍将加剧资本积累过剩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经济具有强竞争和强垄断的双强特征。平台竞争的“马太效应”使得领先企业能够率先达到用户规模临界值，形成垄断市场、实现“赢者通吃”。但平台经济也是自由进入的，开放性强，技术和产品更新速度快，市场高度竞争。[39]由于双强特征，垄断性平台企业会通过集中数据来建立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抑制中小企业创新，造成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被平台占有。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平台组织的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在市场秩序治理层面也引发新的挑战。传统的反垄断判定标准、执法方式及监管体系在平台垄断监管层面面临失灵，为顺应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激励创新,并有效保护消费者,需要遵循包容审慎、开放透明、灵活有序的监管原则,多措并举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能力。[40]具体而言，在强化数据产权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应推进平台经济的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综合考量技术创新和竞争的社会福利效应，制定出科学、灵活的反垄断监管目标。

3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新时代生产力发生了诸多标志性变化，如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中间品从物质产品向数据信息产品转变；产业形态从物质商品生产向各类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转变；生产集聚从产品生产协作集聚向生产性服务集聚、公共服务集聚转变。[41]因此，以数据信息产品供需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将孕育新动能，造就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将孕育新动能。数字经济由于其高成长性,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具有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平台经济与超速成长、网络效应与“赢家通吃”、“蒲公英效应”与生态竞争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蕴含着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和发展机制，[42]即创新效应、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外溢效应等。新动能也体现为产生新要素。在数字经济下,数据是驱动经济运行的生产要素。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需要通过数字化让数据转换为信息并让信息向价值转换。数据的数字化在于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数据开放、数据免费使用、数据为公共品是数字经济产权主要形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财产所有权已全面弱化,数据所有权开始全面转向个人和企业。相应地，用大数据、数字化、智能化、生物技术等方式来确立新的数字信用关系，在降低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同时,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43]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造就了新的经济形态。李海舰和李燕基于“技术—规则—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直接引发经济变革,技术革命通过规则革命间接诱导经济变革,归纳演绎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十大经济新形态,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尾部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44]虽然十大经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彼此交叉融合,呈现为复合叠加状态。同时，新型经济形态不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扬弃,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延展与创新,是“数字化技术”影响“传统经济”,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造与优化,强化了经济形态的动态更新特征,即技术持续升级迭代,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新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系统环境和技术条件支撑。杨虎涛认为技术革命浪潮的增长效能由其在“连接+能源+材料”三重维度的技术变迁及“创造性毁灭”的净创造效应所决定。[45]材料和能源解决了“用什么生产”和“生产什么”的问题，连接则涉及“在哪里生产”和“在哪里消费”的问题。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1.0虽然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类型,但却未能实现黄金30年时期的生产率、积累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反而出现了三者的长时间“脱耦”，产生索洛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信息通讯技术）主要滞留在交易的“连接”技术突破层面,而缺乏能源和材料的有力支撑，导致创新效应递减。因此数字经济1.0总体净创造性效应相对较弱。与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经济相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2.0因其可实现生产领域的“连接”突破,通过智能生产和智能消费产生更强的净创造效应和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

（二）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第一，数字技术使产业内部以及产业间协同方式改变、决策过程中数据分析的支持得以强化、信息处理的定制化和智能化，提升了产业效率；第二，通过激活闲置资产、降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实现信息实时获取而降低交易成本，构建能够凸显长尾效应和提高用户粘性的数字化生态，从而驱动产业跨界融合；第三，通过构造具有竞争性的多元数字化生态、生态内部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打破传统产业边界降低了进入壁垒，重构了基于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第四，通过追求以用户价值为导向、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组织升级。[46]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条件,竞争模式重构促进了动力机制的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目标。其次，数字经济驱动了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刘淑春指出，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47]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缺乏绝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呈现出“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的特征,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行业壁垒和市场分割使得数据和信息难以自由流动、充分共享即存在“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着力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建设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优化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度与渗透力。在此基础上，破解制约数字化生产力发展和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构造的制度性壁垒,完善能够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监管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 

（三）数字经济扩大开放发展

数字经济演进到一定水平，为电子商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电子商务发展所依托的技术和平台又为数字贸易的拓展以及扩大开放提供了契机。电子商务借助互联网进行货物和服务贸易；而数字经济则侧重于数字化交付内容和服务的流动，其核心是数据的流动。[48]数字贸易产品涵盖了数字产品、服务贸易和实体货物，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涌现，数字贸易的内容也在逐渐更新与升级。大量研究发现，数字贸易依靠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49]、缓解信息非对称从而提高供求匹配度、以智能互联的生态系统缩减贸易中间环节，最终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商业版图重构。数字贸易在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马述忠等指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50]此外，数字贸易中的数字产品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中间产品，因而数字产品的不断更新与创新所引起的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会对全球价值链中各国各产业的生产与利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詹晓宁和欧阳永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数字化、服务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新态势。[51]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模式及路径因此深刻变革,出现了轻海外资产、低就业、区位决定因素变化、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非股权投资增多以及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更为灵活的六个特征。进而全球FDI呈现“低增长”并伴随着大幅波动，数字及新兴制造技术成为国际投资流向的决定性因素。面对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全球跨国公司战略转型，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的着眼点应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引智”和“招商引能”。

4评论与研究展望

理论界围绕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已较为丰硕，不仅能够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发展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对在实践层面如何应用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进行了深刻探讨。然而，理论研究均是建立在严苛的假设条件之上，不可否认，数字经济相关研究也存在有待商榷之处。首先，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交织在一起，界限愈加模糊。由于随着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呈动态演进的态势，数字经济涵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这也导致其概念更加模糊和宽泛，理论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原型和特征缺乏必要的高度凝练。其次，围绕数字经济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未形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理论突破。这类研究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抽象，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从成本和外部性等方面开展探索，还没有基于数字经济和技术的独特视角开展理论重构。再次，对数字经济发展效应还存在一定争议。从创新的维度来看，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但数字经济在微观层面引发新的价格歧视，在中观层面数字鸿沟导致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宏观层面对实体经济潜在的挤出效应导致过早去工业化风险。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中，需要结合数字经济的特征与趋势围绕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展深入探索。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服务共同富裕和新发展格局是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

一是在总体层面，需要深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迎接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探讨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创新、价值理论创新、竞争与垄断理论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创新，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需要从多维视角分析数字经济能够释放的积极效应。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这需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现代化要求新型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其中信息化作为技术手段在经济社会运行层就体现为数字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跟踪和探讨数字经济推动工业化跨越式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效果，研究其理论逻辑、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

二是经济行为主体层面，研究如何提升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的数字素养和能力，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经历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三个阶段，[52]企业应提升搜集、加工和利用海量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在采购、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实现智能化决策管理的策略选择。重点需要探讨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研究数字赋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体制变革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核心是提升消费者的数字素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探讨怎样合理配置各类教育资源，提高全民的数字获取、数字交流、数字创建、数字消费、数字安全、数字伦理、数字规范和数字健康等技能。研究政府如何强化管理、使用和共享公共数据信息，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数字经济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协调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三是产业发展层面，研究如何建设高质量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体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础是新型基础设施网络，作为由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合、叠加和迭代所形成的基础设施体系,会发挥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的作用。[53]因此，需要着力研究探索完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体系，以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架构，以信息流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数据链”的五链融合，打通实体经济发展的堵点、攻克产业发展的技术痛点。进一步，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考察以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为抓手、加快推动我国实体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选择。四是制度设计层面，一方面研究借助数字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探讨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设计。首先利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完善商品和要素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信用机制以及信息传递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作用。同时深化研究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考察在数据产权不确定的背景下，破除市场势力滥用和不公平竞争，探寻克服市场缺陷的制度性安排。其次，围绕平台企业、数字金融和贸易监管制度以及数字隐私保护制度、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度，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解放、发展和保护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