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01央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三大挑战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多重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目前，数字化转型领先的企业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技术行业，而农业、渔业以及采矿业等低附加值或资源依赖性产业的数字化水平还较低。在工业时代，农业、渔业以及采矿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相较于制造业始终存在生产技术进步慢、生产效率水平低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化，上述行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减小，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如果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则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而避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不利情形。
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亟待弥合。不同地区由于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以及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区域间的企业数字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后发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的追赶，数字鸿沟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势，但始终需要警惕数字鸿沟可能引致的贫富差异加剧的潜在风险。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通常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因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一旦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成功建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额外的用户或交易的边际成本往往十分低廉。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先发地区为了获得产业集聚等规模经济优势，需要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投资。另一方面，市场投资者出于投资回报率的考量，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潜在规模经济效应较大的先发地区。一旦先发地区过度地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源，由此产生的地区间负外部性会使后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使得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产生更加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释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整体发展，转型重点在于发挥其在引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国有企业通过增强其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和广度，以更好发挥其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带动作用。
然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也导致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可能在短期内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带来额外的成本和支出负担。但是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数字技术开发、数字生产流程优化和数字信息管理为推动数字化技术应用与业务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也会成为国有企业绩效提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持续动力。
02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发力方向
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将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显著成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我们需要：
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打压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我们必须把数字技术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在未来，首先国有企业要继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问题，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其次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强化原创技术供给，建设新型创新主体，培育创新生态体系。积极推动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为导向，优化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机制，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
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行业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其中一项重要原因便是数字基础设施在空间和产业格局上分布的不均。
在未来，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拓宽欠发达地区和传统行业的融资渠道，通过提供专项基金和低息贷款等具体政策，引导欠发达地区和行业重点建设光纤网络、5G基站、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其次，要建立区域和行业协调机制。数字化先发地区通过制定和推广行业数字化标准，助力后发地区推动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同时，要在典型行业和地区开展数字化示范项目，通过技术下沉为后发地区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要深入推动公私合作模式。推动政府与先发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开发建设面向中小企业和偏远地区的公共数字服务平台，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服务，利用PPP模式推进数字化进程。
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层面发展不平衡的集中表现便是，数字化转型领先的企业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技术行业，而低附加值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极度滞后。
在未来，首先要进一步加快装备数字化发展，组织专项工程，打造标杆企业，发挥数字协同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龙头骨干企业的赋能作用，带动数字化后发行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其次，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再次，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动第一产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通过数字商务持续推进“数商兴农”，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布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降低农业等后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
注重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绩效表现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提升作用。由于国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更侧重于长远发展，往往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实现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没有很好实现转型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我国正在推进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政府规范管理、人大依法监督、企业市场化运营、社会有序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国有资产现代治理格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
在未来，首先，要完善战略规划与领导支持。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确保与企业整体战略目标一致。同时，数字化转型战略需要获得高层领导支持，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转型成功的重要组织基础。领导层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深入理解，并积极推动各项数字化举措的落地。其次，要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融合。建设企业级甚至集团级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随着国企数据资产管理工作逐步深入落地以及数据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数据量规模快速扩张，国企需要积极推动数据资产化工作，以高质量数据资产驱动实现降本增效或创新业务模式。利用数据集成、数据开发、业务编排和任务运维等数据开发治理一体化能力，实现数据服务的快速开发和高效复用，全面赋能各业务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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