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何在(下篇）

Part 3

从多元化价值出发，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承担更多职责使命

企业是价值创造的载体和工具，一般地，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价值主体主要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和股东五类，其中客户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股东是核心价值的索取者，利润是终极的追求目标。显然，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私有制企业，价值体系构成将更加复杂。

1. 国有企业是特殊的经济组织，价值体系更多元化 首先，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样，要参与市场竞争，讲求经济效益，努力生产更多符合客户需要的产品，创造更多的利润。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样，客户是所有价值的来源，国资部门作为股东，是核心价值的管理者。同时，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又是特殊的经济组织，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和支柱作用，是国家可以直接掌控的加强宏观调控、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可靠力量，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这一个层面上，国有企业的价值主体就不仅仅是客户、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和股东五类了，还包括国资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社区、人民等等。价值的来源也不仅仅是客户，价值类型也更加多元化，利润并非唯一的追求目标。

2. 昆仑数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模型 为更好地指导国有企业正确地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昆仑数智数字化转型研究团队专门开发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模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模型”由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价值模型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补充价值模型两部分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价值通常是指货币化价值，也包括一部分正在进行货币化尝试的新型价值。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补充价值则更多地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相关联，当前条件下较难以量化、货币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价值模型中包括三类价值：运营优化、市场开发和深度价值挖掘。其中，运营优化类价值创造于企业内部，包括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三个价值点；市场开发类价值创造于市场中，包括主营业务增收、新业务增长两个价值点；深度价值挖掘类价值创造于市场以外的领域，主要是绿色环保和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上市公司在发布财务报告的同时还会主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这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必然去追逐的、普遍性的东西。现代企业制度起源于西方，其本质是资本，资本固有的逐利属性使得企业无法超越自身去追逐更高、更深层次的价值目标。

按照价值产生的位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补充价值模型同样也包括运营优化、市场开发和深度价值挖掘三类，并在深度价值挖掘上具有更多的价值点，从而呈现出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其中，运营优化类价值主要是指员工满意提升价值点；市场开发类价值包括客户满意提升、合作伙伴满意提升两个价值点；深度价值挖掘类价值包括风险控制、公共产品和美好幸福生活三个价值点。另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价值模型”的绿色环保和社会责任价值点上，国有企业也有更高的要求。2021年，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推动ESG体系建设，明确将ESG工作纳入社会责任工作范畴，要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在ESG体系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以此带动ESG投资、评级、信披、政策等体系建设，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补充价值模型中，“风险控制”和“公共产品”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两个价值点，是国有企业践行职责担当的关键所在。有专家提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黑天鹅、灰犀牛频出的情况下，抗风险是新的增长战略，本人深感认同。

Part 4

从稀缺性出发，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连接和创造新型市场价值

价值主体是多元的，价值层次也是多样化的。但面临的问题是，新型价值尤其是深度价值很难量化，更难以货币化。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而言，不应该只是生存的问题，还应该是发展的问题。那么，新型价值如何进入企业财务报表呢？

1. 数字化转型使得新型价值的稀缺性成为可能

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例，市场的存在以碳额的稀缺性为前提，而碳额的稀缺性则有赖于业务数字化的可计量和可核证。企业用了多少化石燃料，用了多少电，以及贡献了多少新能源发电，形成了多少碳汇，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透视；而如果以手工的方式统计和核证，一来非常低效，二来造假和舞弊的空间太大，不可避免将造成市场失效。

另外，数字化转型所具有的提质降本增效价值点，在节能减排上亦有直接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增加整体能源消费的前提下，仅仅推广应用数字技术就可以降低碳排放量13%-22%。

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的思路将向着更多的环保价值领域深入。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样，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均是我国近年来着力推进建设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相关地方试点取得经验和成果之后，势必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要求下加速市场化。在数字化转型的帮助下，ESG体系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第四张表”里，很大程度上，将能够直接体现到企业的三张财务报表中。

2. 进一步，数字化转型有望为增量新型价值提供稀缺性

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带来了新型价值的货币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和市场的整体上看，这些新型价值并不是增量价值。原因是，普通人群作为“绿色环保和社会责任”价值的受益者，没有表现出买单的意愿，没有为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这也就意味着，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只是存量市场价值在产业内的重新分配。对于某些优秀的企业，或是增量；但对于整体产业而言，本质上仍是面向存量价值的“提质降本增效”。

以服装纺织品为例，约80%的纺织品原料是涤纶等化纤材料，来自于石油。这些原材料理论上可以无限再生，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但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是再生成本比原生成本高，二是普通消费者对“再生”产品唯恐避之不及，更别说支付溢价了。带来的问题是，废旧纺织品只能被焚烧或填埋，不仅仅造成石油资源的浪费，更带来环境的破坏。填埋1吨纺织品需要占用和污染5平米土地，而焚烧1吨纺织品，将带来1.5-2吨的直接碳排放，以及总计高达3.2吨的碳足迹。

品牌化认证是国际通行、社会通用的手段。例如，在GRS全球再生标准、SCS回收成分认证、德国莱茵再生材质认证等品牌化标识下，不少消费者愿意优先购买再生品甚至为再生品付出购买溢价。在此种场景下，政策法律引导、基石企业投入和消费者意识觉醒缺一不可，尤其是消费者意识，属于社会价值观问题，直接影响着价值的最初来源。

在我国，“有机绿色食品”品牌认证获得丰厚的消费者溢价已是不争事实，是因为有机绿色食品与消费者个体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但更多与消费者群体、整体利益相关的绿色产品，目前为止尚未显现出其价值增值来。在政策法律引导、基石企业投入的条件下，数字化转型有望深度唤醒消费者意识，加快形成这一品牌化的增值过程。一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溯源技术，可以获得每一件品牌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信息（包括再生材料来源、再生工艺、质量保证、售后等等），打消消费者的顾虑，并获取更高品质的品牌感受和产品体验；二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在产品之外为消费者获取包括心理价值和物质价值在内的额外稀缺价值，如身份人格、绿色积分体系、有偿回收服务等等。

货币是价值最现实、有效的度量和标记物。可以想象，未来的数字货币体系，很有可能会打通和连接价值主体（个人或组织）和价值客体（产品和服务）各环节之间的数据，将在市场交易的基本功能之外，形成全新的个体信用评价功能，从而能够派生出这个社会里最大、最全面、最细致、最重要的、基于价值观的积分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消费，与生产一样都是对社会的贡献；而负责任的消费行为，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肯定。

3. 区块链是以稀缺性重构数字经济价值体系的关键技术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具有的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点，与价值体系所依赖的稀缺性特点是矛盾的。区块链技术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使得这一技术成为了数字经济价值体系重构中的核心关键技术。

价值来源于需求，价值的货币化则来源于基于需求和稀缺的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交易，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任的获取和建立十分缓慢而笨拙，最常见的快速信任获取方式就是资产抵押或保证金。数字化转型，以数字的方式透视了市场里全链条的数据，并生成基于纯数字的信用，使得市场化交易能够以一种更轻快的方式展开和达成。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作为近年来最具创新的前沿技术之一，凭借其分布式账本、密码学等底层技术，具备不可篡改、公开透明、可追溯等特点，能够跨平台、跨机构、跨地域、跨系统地解决不互信的问题，进一步保障了价值对象的唯一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使更多类型的价值从而具有了市场化交易的可能。

例如，在元宇宙所依赖的三大技术里，AR和数字孪生其实都是属于增强消费者体验的技术，只有区块链才是重构消费者需求和经济模式最核心的技术。数字土地也好，数字艺术藏品也好，数字工业设计也好，数字景观也好，都依赖区块链技术才能具备稀缺性，从而成为数字资产。

而对于更多的新型价值货币化，也都需要区块链技术的参与，比如碳减排CCER核证、绿色信用积分体系等等。以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多价值为导向和愿景，包括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在内，那些有志于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中成为基石的企业，将需要领先全社会、全产业部署相关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

后记

我的一位前辈告诉我，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道”，而不是“术”。

“道生万物”。往大里说，数字化转型是整个社会文明形态之间的竞争和延续——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需要全新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支持。

“道可道，非常道”。价值体系是一个比数字技术应用更复杂的研究领域。本文仅基于一些前瞻性观点和假设而发，难言体系，且务虚成分较多，仅作抛砖引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