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要抓住‘复用’这个关键。”复用是“乘”的主要支撑手段，通过“乘”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要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二是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三是要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合理倾斜。

相比于“互联网+”，“数据要素×”对行业的赋能不再是简单的叠加。该如何理解这个“乘”？复用为什么是“数据要素×”的关键？

“数据要素×”体现了“数据二十条”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思想，是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必由之路。

数据要素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为此，激活数据要素，需要将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联系在一起，“乘”就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数据要素是中间产品，应用是最终产品，一个中间产品的作用，通过复用，在无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实现，这种一对多的关系，体现了乘法的作用。

而复用则体现了应用导向、需求导向的方向，有利于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让价值实现倍增。

当前数据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是没有供给（当然供给也需要提高质量），而是由于要素的价值实现不确定——实质是需求不确定，而造成交易所场内交易不活跃。各地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市场化会促进供求结合，以供带求，以求促供。

当前市场化的最好做法就是用好乘法，让要素供给乘以要素需求，用应用来倍增、放大供给的效力。

“数据要素×”会涉及哪些行业或领域？会产生哪些落地应用？

“数据×”可以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与途径。

一是数据要素乘以行业应用，形成“数据×行业”，如数据乘农业、数据乘制造业、数据乘服务业等，赋能实体经济。

二是数据要素乘以企业应用，形成“平台×应用”，即平台企业基础业务与平台内企业增值应用相乘，实行数据要素提供本身不收费，但按照使用效果收费的有偿共享模式，将数据要素以流量共享、流量转化等形式直接赋能于应用企业，再从有收益的应用中，获取会员费、使用费。将数据资产定价，从产前转向产后，通过应用为数据要素间接定价，在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中，消除交易所产前定价中“贝塔值”的不确定性。

目前各地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正不断摸索新的做法。这些探索的一个共同的积极方向，是把实体经济业务最终用到的数据，与数据的提供方进行绩效方面的关联。

国家数据局提出，希望通过实施“数据要素×”三年行动发挥场景牵引作用，推进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利用，培育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理解这个“新质”？“数据要素×”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

“数据要素×”的复用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时代内涵，体现了生产力的新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体现在技术与资产的关系上，就表现为通用目的技术决定通用目的资产（通用性资产）。当我们把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数据置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时，可以把旧质与新质在技术基础上能否复用这一区别，从偏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为专用目的技术与通用目的技术的区别。

技术与资本关系，取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现的工业化的逻辑在于：技术专用性决定资产专用性，或者说，专用目的技术决定专用目的资产。而对数字化来说，这一逻辑势必变为：技术通用性决定资产通用性，或者说，通用目的技术决定通用目的资产。

威廉姆森对通用目的技术的解释，是指能够被多样化地应用（Variety of applications）或通用于多样化的用途上的技术。这与我们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对于多样化效率目的的实现具有通用性的基础技术。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讨论资产性质时与专用相对的通用，指资产可以从一种用途转用于另一用途，从一个主体转用于另一主体，但不能同时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而数据的通用，多出了一层“复用”的意思。数据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资产。在国家数据局即将推出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中，复用即指在任一时间（如同一时间）用于不同地点（场景），用于不同主体。与旧质生产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复用也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中的三“新”。我们知道，生产力由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新的劳动者利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对象的过程。

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体力工人，新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适应先进数字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和信息决策能力、自主意识的新型人才，可以借助拷贝形成自己的知识，增进人力资本。

新劳动工具，包括高端智能设备、计算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自动化制造的技术、设备及数据基础设施，也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复用是通过电脑复制技术提供的能力。